我来自蒙东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，学生时代在广州度过，高考考到北大外语系。2012年，我二十四岁左右，顺利毕业，在新华社当了一年的初级记者，人前自然是青年才俊，风光体面。
如果我那被高干子弟杀死后扔下六楼的养父知道我有这样的出息，应该也会感到欣慰。
出于寂寞和报复情绪，更是为了结识更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揪出仇人，我凭自己还算英俊的外表，流连于那些出身京城，命运出身远好于我的青年人之间。与男人虚伪地称兄道弟，在女人的床上挥洒汗水，享受她们真情假意的挽留。
这堆女人有位女伴颇为特殊，叫赵晓荷，是某军区大院的干部子弟，或许现在对他们这类人有个更宽泛的叫法，红三代。晓荷妈妈出身文工团，她也是个天真的文艺女青年，无心事业，大学期间一头扎进诗社，碰巧与我成了伯牙子期。
准备和我发生第一次关系的时候，她小心翼翼解开淡黄色的内衣，问我：“宋玉明，你之前有见过别的女人脱衣服吗？”
北京的气候总是让我嗓子发干。我打量着她毫无趣味的人格和身材，甚至不愿使出单手解内衣的把戏，只是淡淡地想，如果她问的是k，那k或许真没见过，但我睡过太多各有姿色的女人，赵晓荷实在令人兴致缺缺。
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，我默念了两遍，“赤旗插遍寰宇”，我默念了三遍，奈何实在立不起来，连动手也犯懒。于是我留给她一个深情温柔的眼神，说：“晓荷呀，你的路在天上，我的路在泥地里，得一步步爬呢！我不能耽误你。走了，今晚我还要加班。”
随后，我亲了亲她新北京人特有的瘦削面颊，走出独栋小院，对着大门“呸”一口。
小院外已经是秋日黄昏，落叶飘摇，我只穿了一件长袖衬衫，西北风吹来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潇潇梧叶送寒声，江上秋风动客情，我这样想着。
k发给我一条消息：不舒服，打算去看医生，不用担心我。k拄着手杖，拖着坏腿，艰难行走的样子浮现在我面前。我回复他：有事叫我。
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带着点飘飘欲仙的癫狂，匆匆赶赴下一场地下约会。
赵晓荷同父异母的哥哥赵新杨，已经从部委下班，在我本科学校附近一间四星老酒店等我。刚才，他发短信说快点，今晚要给母亲过生日。赵新杨的母亲是我本科期间的系主任，她知道我和赵新扬是好朋友。
等我到酒店的时候，赵新杨已经洗完澡了，躺在床上懒洋洋地抽雪茄，头发也没怎么吹，整个人水汽腾腾。
我进门，开始解衬衫领上的扣子，他就灭掉烟，从床上翻下来。
他拉住我的胳膊，头埋在我的怀里，先咬我的手指，再咬我的脖颈，手还不老实，完全是一只虚张声势求人爱抚的小狗。
他的舌头和牙齿那么缠绵，弄得我脸上粘糊糊湿哒哒的。我回吻他一次，笑起来，顽劣地故意挑逗他，明知道即将面对一场暴风雨：“你国资委的同事——他们知道你在我面前像条狗一样吗？”
赵新杨愣了片刻，突然放开我，甩了一巴掌来：“你丫胆子越来越肥了。”
我没躲，白挨了一巴掌，心里稍有点怕他真恼了，我和上面人的联系就断了大半。
略微斟酌后，我挂了个脸，二话不说就往门外走。他在我身后命令我：“回来。”
我脚步没停，他又喊：“你回来！宋玉明，你信不信我去新华社找你，让你干不下去。”我依然不回头。赵新杨这样的干部子弟远远比我要面子，何况我自信他一时半会儿难以找到比我更合适的性伴侣，除了我，谁舍得给他脸色？他喜欢我适度地不受训。
他们这样的人不缺人捧，反而缺人骂，缺人不把他们当人物看。
“宋玉明，回来。”赵新杨终于服软，走过来，从后面抱住我，抚摸我的下体。我搭在门把手上的手颤了颤，回身抱起他，脑海里将他想象成房间里的一个凳子，一把窗帘，一只台灯。这样我过会儿脱下裤子进入他后穴的时候，便不会有那样恶心的感觉。
我自动脱了裤子，内裤褪到腿弯。浴巾被抛去，赵新杨的身体已经微微发烫，他喘息着，央求我蒙住他的眼睛，堵住他的嘴。
“哥。”他比我大，却喜欢这样叫我。他就这样期待又渴求地扭动身子，我们陷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恒温中央空调是旅馆里唯一的声音。
“跪下！”我说，在他的脸上不太用力地扇了一巴掌。
他顺从地跪下，转过去，硅胶球里已经浸满了粘液，正往下流水。我俯身看见他那个东西鼓起来了，丑陋，充血，他弄着自己的，也要求我的。他“呜呜”地叫，舌头在硅胶球上乱点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哥……我是个贱人。”
“你他妈就是犯贱。”我终于硬起来，戴好避孕套操他，“下流玩意，贱人，臭不要脸的骚货。”骂他，也是骂我自己，我甚至想学奶奶唱一点《国际歌》，或者《我和草原有个约定》什么的草原金曲，但我没唱出来。
赵新杨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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